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很有理想和空话同时欠债累累的私企里任媒策，试用期工资一千，过了一个月的试用期后涨到一千五，扣除公司提供的午餐、宿舍费，大概可以拿到一千一。说是媒策，其实也是打杂，我们给学艺术的学生和没有钱的艺术家提供场地、承办活动，由于公司人少，工作量大，我常常无偿加班到晚上9、10点。工作苦、报酬低，这都不是我最在意的，我是那种能吃苦的人，这话不是吹的，即使后来失败得一败涂地，这一点依然获得他人的认同。我就一个想法，不管多苦多累，先积累工作经验，谁让我既没关系又不懂拍马屁呢？让我放弃这份工作的，是工资一而再再而三地拖欠着，让我到了举债度日的地步。一个比我早两个月离职的女孩子对我说过一句话：“你知道在G城，一千块意味着什么吗？”我没给她回答，我们都是心照不宣的。2006年，G城的房价还是七千一平方，到了2011年，房价已经破万了。

我的第一次离职让我很痛苦，我想的不是换个工作那么简单的问题，我想的是理想与现实的问题，我是发自内心地敬重我的雇主、上司和同事的，他们对艺术如此执着，不正如我对写作的执着吗？可是当我捏着口袋里借来的仅余的一两百块，我觉得这个世界荒凉得可怕。我饿。

我不抽烟，可是这次我抽了一夜的烟，在路边烟摊里买来的细长的More，安妮宝贝在小说里常写的那种，我抽不出真假，只抽得一房间烟幕。待得烟幕散时，我决定了离开。

第二份工作，我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编辑。这是一家刚成立几个月的图书公司，规模小，但规章制度健全，工资也不高，但发放准时，老板也很坦诚：做图书得走一个很长的流程，按照公司目前的情况，给不起很高的工资。我抱着当开国功臣的豪迈心态，过起了朝九晚五双休日的编辑生活。我租了个十三平米的小单间，收拾得干净整洁，在墙上钉了照片，让这个小窝看起来温馨而舒适。我还备齐了炊具，每天下班炒菜做饭，早上也炒一份，用饭盒装了带公司去作中饭，隔三岔五熬汤和调理痛经的中药，小日子过得平淡而坚忍。我以为这样的小日子可以过得很长久，可是三个月后，我拿着两千多的遣散费，拥抱了共事的两个女孩子，又一次离开了公司倒闭了。

这一次我是笑着离开的，这三个月的平淡生活让我觉得我又活了过来，我又是那个什么都不怕的女孩子了，我自信我可以很快找到另一份工作。我投入了比我低一届的孩子们的应聘大军，跑招聘会、面试，忙个不停。然而，我的自信来得有多快，就有多快地流失在一份份石沉大海的简历以及一个个“我们主管对你印象不错，请回去等我们通知”的虚假诺言中。在G城的最后一场面试，我踏进了一家DM杂志的门口，在将近半小时的等候后，我强撑着笑脸，向主编吹嘘我有多么熟悉编辑出版的流程，我有过硬的写作功底……主编说，像他这样写了几十年文章的人，都不敢说自己写作功底过硬，我一个小女孩儿，就敢说自己功底过硬了，真厉害。最后，他总结说：“你血气方刚，不适合当编辑。”应该说，这是我所经历的最不虚假的一次面试，我很不争气地哭着走出了主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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