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回溯了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往事，两人从清华大学走向牛津大学，又从牛津大学走向巴黎大学，一路求学，并在爱情滋润下诞下宝宝。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旅程中，一定有过浪漫和感动。国内战乱，他们却毅然选择归国，选择清贫、单一的治学创作的生活。钱学研究者胡河清曾如此赞赏二人：“钱钟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两句话，一双剑，将两位学人在学界的地位和风格全提点出来了。而两者写作风格上的迥异，或恰是彼此互补交融的一个力证。

钱钟书身上有书呆子气，自有一股读书人的清高，才学上的造诣一定也引得周边嫉妒，若他是一盏晃眼的灯，杨绛便是他的灯罩，替他收敛才气四溢的光芒。她曾说自己是他的“拦路虎”。为了在晚年争取更多时间治学，他们闭门谢客，都是杨绛谢的客、闭的门。与外界几乎断绝联系的大隐之风，或许与他们此前受过伤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假如没有晚年下乡劳动改造的遭遇，他们的爱情未免带着与世隔绝般的天真，可是即便下乡改造，田间地头依然盛开着他俩的浪漫，在说话容易遭罪的年代，他们用小纸条传递所思所想。

杨绛的戏剧作品《弄真成假》上演后，钱钟书从中获得灵感，打算写一部现代版的《儒林外史》，这便是后来长销不衰、影响好几代人的《围城》。那句“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现已是用来形容爱情与婚姻绝佳的名言了，略带调侃的语气，仿佛吸纳了英式幽默中的那种刻薄，但的确道出了真谛。小说虽然轰动受欢迎，钱钟书却只写一部。他与杨绛共同养育的孩子也只有一个：钱瑗。有了孩子后，他们就组成了三人世界，和乐共处，全然没有两代人之间的隔阂与代沟。当钱瑗、钱钟书相继离世，唯留杨绛一人存世，她在《我们仨》里感慨道：我们走散了。

人生最大的痛苦，无非便是亲人辞世、无依无靠，曾经的欢乐都转眼成云烟。杨绛收拾自己的余生，便是与钱钟书的手稿共度，编辑整理他生前所有的手札笔录，从他遗存的墨迹里找寻生前的那个他。一个人的孤独里，谁说缺了爱情的浸润？这又是另一种相守和陪伴。钱钟书病榻前日夜陪护，离世后善后与整理事宜，都由杨绛一人落实，她耳畔犹存钱钟书离世前抛下的一句“好好活”，于是全心全意活下去，为两人的旷世奇绝的爱情。即使在多年后，拍卖行惊现钱钟书与友人的信札，她也毅然挺身坚决***。

钱钟书曾这样形容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的确，与最爱的人结为连理，并不仅仅欣赏对方的一面，而是很多面，既有志同道合的雄心，又有缠绵温婉的爱心，而且贵在有一同吃苦的决心。对照如今各大电视台满天飞的物质爱情观，这种质朴、简约、白头到老的爱情确实算得上惊世骇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