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诗》亦盛极一时，如辕固生在景帝时为博士，《齐诗》学者伏理曾为汉成帝的老师。

《韩诗》盛行于东汉。清代学者唐晏指出：“大抵《鲁诗》行于西汉，而《韩诗》行于东汉，二家互为盛衰。故《韩诗内传》至六朝尚存，亦以习之者多也。”当此之时，学习《韩诗》者亦有为帝王师者。如召驯，年轻时即学习《韩诗》，曾为肃宗的侍讲，并进朝教授皇帝的儿子。《后汉书》中多处记载《韩诗》的讲授盛况，“杜抚……定《韩诗章句》，后归乡里教授……弟子千余人”“夏恭……习《韩诗》《孟氏易》，讲授门徒常千余人”。

“三家诗”可谓盛极一时。然而，至东汉，尤其是郑玄为《毛诗》作《笺》后，《毛诗》日益兴盛，“三家”诗则走向衰落。《齐诗》亡于魏代，《鲁诗》亡于晋代，《韩诗》亡于宋，现仅存《韩诗外传》。

（二）“三家诗”衰落的原因

“三家诗”的衰落有着复杂的原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其烦琐、附会的解经风格。《汉书·儒林传》记载当时的解经情况：“一经说至百余万言。”一部经典演绎出百万语言，拖沓烦琐，不得要领。《汉书·艺文志》进一步指出：

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 也。

将五个字解说至两三万个字，何其烦琐。同时，纠结于细枝末节、乱加比附，将经典原有体系解释得支离破碎，最终导致学习者困于文字之中，而无法获得有用的知识。

“三家诗”解释《诗经》也有支离、烦琐的特点。如伏黯继承父亲伏理之学，为《诗》做解九篇。他认为父亲所传的章句文字太多，遂进行了删减，然而删减之后仍然有二十余万言。伏理所作章句的烦琐可见一斑。《汉书·艺文志》评价“三家诗”解《诗》“取《春秋》杂说，咸非其本义”，也就是以《春秋》杂说来附会《诗》义，完全背离《诗经》的本意。为了达到“通经致用”的目的，“三家诗”还特别强调《诗经》的政治意义与伦理意义，不顾《诗经》本意，成了一种极端的“以意逆志”。

此外，“三家诗”充满谶纬之学的痕迹，阴阳、灾异之说夹杂其间。其中又以《齐诗》为甚，因而常给人故弄玄虚之感。这样的解经方式自然遭到有识之士的批判。当其失去了政治力量的庇护，走向衰落便是必然的，《毛诗》就随之而起了。“三家诗”虽然亡佚，但它们很早就立于学官，扩大了《诗经》的流传范围，在《诗经》的流传中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