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脱口而出，简单直接，没有一个多余字的说话方式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另一个显著特征，你只需要回答问题本身，除此之外，不进行任何延伸和扩展。

“使用地点，距离莫斯科市中心多远？”

又是一个问题，更难以回答。

我稍微想了几秒钟，所有涉及数字的地方都必须仔细再仔细，哪怕是一个小数点的错误，都是不被允许的。

“62千米”

我很肯定的回答。

提问暂时中止了，在这个短暂的沉默期里，我很安静地坐着，心理没有任何波澜，就好像温和春日里，午后阳光照射下的弯弯小溪。

写到这里，有必要加以补充，那就是我们这一行的入门基本功就是所谓的“静”，这个字看似简单，但其实是对人性的巨大挑战。

必须杜绝人类与生俱来的最大本性，好奇心。

一旦你对任何事都没有了好奇心，那么，心理学中的大部分提问和挑动情绪的技巧，对于你就基本无效。

沉默了足足三分钟，小会议室中除了我们几人均匀的呼吸声外，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

“谈谈B200系统，它的载波是多少？”

“S-25防空导弹系统制导雷达站，N波段载波，波长10厘米”

我继续回答，现在，这些问题所围绕和涉及的范围已经大概在脑海中浮现出基本轮廓，他们关心的都是有关地空导弹系统的话题。

这些问题或者说方向，对绝大部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甚至苏联人来说，都如同天方夜谭般遥远，不过，我却比较了解。

这里，需要稍稍做些说明。

我本人曾经在旧时代的沪江市和石城市从事地下工作，在沪江市的掩护身份，就是圣约翰大学英国比较文学专业学生。

了解这所著名教会大学的朋友肯定知道，圣约翰的毕业生都可以流利的使用英文，甚至超过母语的熟练程度。

1949年1月份，我接到命令，通过特殊通道乘船去了大连，又从大连一路奔波，最后到了已经掌握在人民手里的远东著名城市，哈尔滨。

经过七个多月的集中语言学习和安全审查，我和班上的其他三十四名同学一起乘火车去了莫斯科。

在那里，我又和其他三人一块儿，进入著名的莫斯科大学，进修航空和空气动力学。

说实话，作为文科生，突然学习这种纯理工的东西，基本是不合适的，放在今天，根本无法想象。

但在那个特殊时代，要找到素质好，本身受过高等教育，信仰忠贞无任何历史问题的学生，那更是难上加难。

三年学习期满，就在准备前往高尔基市的飞机设计局实习的时候，我突然接到新调令，去莫斯科市中心的大使馆报道。

去了之后，我才弄明白，实习任务已经不存在，因为有新的学习生涯等着我去经历。

这次，我进的学校是“捷尔任斯基外国语言高等专科学校”，听起来很像是普通的外语学院，不过，它的上级部门却很特别，这就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局”，也就是令西方特务和走狗闻风丧胆的“克格勃”第一局，既对外情报侦察总局。